昔侍坐于先帝，时有三长吏俱见。临辞出，上曰：「为官长当清，当慎，当勤，修此三者，何患不治乎」？并受诏。既出，上顾谓吾等曰：「相诫敕正当尔不」？侍坐众贤，莫不赞善。上又问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」？或对曰：「清固为本」。次复问吾，吾对曰：「清慎之道，相须而成，必不得已，慎乃为大。夫清者不必慎，慎者必自清，亦由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是以《易》称「括囊无咎」，藉用白茅，皆慎之至也。上曰」：卿言得之矣。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」？诸人各未知所对，吾乃举故太尉荀倩、尚书董仲连、仆射王公仲并可谓为慎。上曰：「此诸人者，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，亦各言其慎也。然天下之至慎者，其惟阮嗣宗乎！每与之言，言及玄远，而未曾评论时事，臧否人物，真可谓至慎矣」。吾每思此言，亦足以为明诫。凡人行事，年少立身，不可不慎，勿轻论人，勿轻说事，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，祸患无从而至矣（《魏志·李通传》注引王隐《晋书》。秉尝答司马文王问，因以为《家诫》。又《世说·德行篇》注及《御览》四百三十引王隐《晋书》并作李康，因秉字俗写作[095]，与康形近而误也。李康字萧远，中山人，《文选·运命论》注引刘义庆《集林》：「康早卒。」未必入晋也。又案《世说·言语篇》注引《晋中兴书》：「李充江夏𫑡人，祖康父矩，皆有美名。」彼康字亦秉之误。）。

子业若死，民无所望，则不为李矩赵固之用，不攻而自破矣（《十六国春秋》四，案鸿原书久亡，今本系明屠乔孙项琳之二人汇辑群书，重加编造，其所载文翰，都有所本，然亦有未详出处者，姑录之俟考，后皆放比。）。

汝识存亡之谈，不迎接郭默，皆由于卿，临难逃走，其必留之（《晋书·李矩传》）。

君昔相郑，恶鸟不鸣。凶胡臭羯，何得过庭（《晋书·李矩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四。）。

右，桧窃缘自祖父以来，七世事宋，身为禁从，职当台谏。荷国厚恩，甚愧无报。今大金拥重兵，临已拔之城，操生杀之柄，威制官吏军民等，必欲灭宋而易姓。桧家尽死，以辨其理，非特忠其主也，且明两朝之利害耳。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，一百七十馀载，功德基绪，比隆汉唐，实异两晋。顷缘奸臣渝盟，结怨邻国，谋臣失计，误主丧师。遂使生灵被害，京城失守。上皇、嗣君，致躬出郊，求和于军前，两元帅既允其议，已布闻于中外矣。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积，追取銮舆服御之所用，割交河北之地，恭为臣子。今乃变易前议，自败斯盟，致二主衔冤，庙社将倾，为臣子之义，安能忍死而不论哉？且宋之于中国，号令一统，绵地数万里，覆载之内，疆域为大。子孙繁衍，充牣四海，德泽加于百姓，前古未有。兴亡之命，虽在天有数，焉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？昔西汉绝于新室，而光武乃兴；东汉绝于曹氏，而刘备据蜀。唐为朱温篡夺，而李克用父子犹推其世序而继之。盖继世之后，德泽在人者深，其基广业巨，势虽陵替，四海英雄必赴其难，天下之士不敢窥其位。所谓基广则难倾，根大则难拔，此之谓也。西晋武帝因宣、景之权以窃魏之神器，德泽在人者浅，加以惠帝昏乱，五王争柄，自相残戮，故刘渊、石勒得以据中原。犹赖王导、温峤辈辅翼元皇，江左之盛，踰于西京。石晋欺天罔民，交结外邦，以篡其主，其于天下也得之以契丹，失之以契丹。况少主失德，任用非人，而忘大恩，曾无德泽下及黎庶，特以中国藩篱之地以赂夷人，天下其何思之哉！此契丹之所以能灭晋也。宋之有天下，九世宥德，比隆汉唐，实异西晋。大金废立之议，可不明天地之意，以考古今之迹哉？窃观大金今日计议之士，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。画筹定计所以必灭宋者，非忠于大金也，假威大金以报其怨耳。曾不知灭大辽者，大金、大宋共为之也。大宋既灭，大金得不防闲其人乎？顷上皇误听奸臣，因李良嗣父兄之怨，灭契丹盟好之国，乃有今日之难。然则因人之怨以灭人之国者，其祸岂可胜言哉？为计议者，必欲灭宋之策，在绝两河怀旧之思，除邻国复仇之患而已。又曰大金兵威无敌天下，中国之民可指麾而定。若大金果能灭宋，两河怀旧之思亦不能使之忘？果能灭宋，徒使宋之宗属、贤德之士，倡义天下，竭国力以北向，则两河之民，异日抚定之后，亦将去金人而归宋矣。且天生南北之国，方域之异也。晋为契丹所灭，周世宗复定三关，是为晋而报恨。然则今日之灭赵氏，岂必赵氏然后复仇也，虽中国英雄亦将复中国之恨矣。桧今竭肝胆，捐躯命，为元帅言废立之议，以明两朝之利害，伏望元帅不恤群议，深思国计以辨之于朝。若用谗言以矜己之功能，非特伤敌国之义，亦贻患于异日矣。又况祸莫大于灭人之国，昔秦灭六国，而六国灭之；苻坚灭燕，而燕灭之。顷童贯、蔡攸贪土地以奉主欲，营私而忘国计，屯兵境上，欲灭辽以取燕云之地。方是时也，契丹之使交驰接踵，祈请于前。为贯、攸之计者，当思国计以从其请，乃欲邀功业以兼人之地，遂贻患于主，而宗社垫危。今虽焚尸戮族，又何益哉？今元帅威震中原，功高在昔，乃欲用离间之论，而矜一己之功，其为国计，亦已失矣，贯、攸之计可不鉴哉！自古兵之强者固不足恃，刘聪、石勒威足以制悯、怀，而挫于李矩数千人之众。苻坚以百万之师，衄于淝水之旅，是兵强而不足恃也。大金自去岁问罪中原，入境征战，已踰岁矣。然所攻必克者无他，以大金久习兵革，中国承平百年，士卒罕练，将帅未得其人也。自古中国地土甲兵之威，四邻无有，将相英雄世不乏才。使异日士卒精练，若唐藩镇之兵；将相得人，若唐代、肃之臣，大金之于中国，能必其胜哉！且世之兴王，以有德而代无德，以有道而代无道，然后皇天祐之，四海归之。若邦昌者，在上皇朝专事燕游，不务规谏，附会权幸之臣，共为蠹国之政。今日社稷倾危，生民涂炭，虽非一人所致，亦邦昌为之力也。天下之人，方疾之若仇。若付以土地，使主人民，英雄必尽起而诛之。非特不足以代宋，亦不足为大金屏翰矣。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，则京师之民可服，而天下之民不可服；京师之宗子可灭，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。桧不顾斧钺之诛，戮族之患，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。伏望元帅稽考古今，深鉴斯言，复嗣君之位，以安四方之民。非特大宋蒙福，实大金万世之利也。不任惶惧恳告之至，谨具状申。

臣伏见黠虏去冬虽未尝长驱入塞，然今春以来，散遣丑类，西陷关陕，东残青、潍，南破许、蔡，至今或闻尚屯集于同、华、河洛之间，阻河自守。伏料捍禦攘却之道，圣智先物，庙论深远，必已朝夕讲求，非外廷所得知。然臣蒙召自远方，留寘从橐，感激恩遇，思报万一，不无蝼蚁过计。妄意虏若但守今日疆土，力疲志怠，稍知悔祸，则我徐为后图，实未为晚。若以西北诸路郡县焚劫殆尽，玉帛子女皆其所有，犬羊贪婪，吞噬未已，不肯徒守空地，既闻东南富实素久，阴怀窥伺，则不得不过为预备。臣尝逆其为策不过有三；宿师河洛，分兵鼓行，直趣襄沔，横据荆渚，因我舟楫人卒顺流西下，进逼江左，上也。尽悉其众，自许、蔡而南，一出历阳，径断采石，以趋金陵，一入濠、寿，旁引滁、泗，以警山阳，中也。循汴渐进，量力而动，左掠徐、郓，以捣楚、海，右轣陈、颍，以冲宋、宿，下也。若出上策，长江之险，我恃以为固者，彼已共之，则王浚入吴、高景入陈，皆由此，则利害大约可考而见。若出中策，则苏峻所从乱晋，本朝曹彬下江南，亦用以成功。若出下策，则曹睿、柴荣连年从事于孙权、李景之间，胜负得失，进退相半。然闻道途之言，多及其下，未能深计中、上。兵法曰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」，又曰「先为不可胜」。安危之几，间不容发。臣以谓宁可有备而无事，不可事至而无备。今天下大势可见矣。东晋之事固不足道，是时以备西北，则刘琨在太原，李矩在平阳，祖逖在淮阴；以备西南，则郗鉴在历阳，温峤在武昌，陶侃在江陵。此固未为至计，是以适幸刘聪、石勒内自残扰，无意再动，故此数人粗能枝梧，卒不能扫平僭叛，混一区宇。况今虏势方张，未见其隙，而盗贼窃发，兴灭相继乎！夫穷兵深入，渡淮越江，诚非虏利。彼以甲兵为强，舟楫亦非其便。然古之善治夷狄者，以夷狄攻夷狄。今虏之狡谋，若反用此术，欲以中国攻中国。故兵不必皆其民，惟所驱虏；粮不必皆其物，惟所剽劫；形势不必皆其有，惟所占据；器械不必皆其备，惟所夺取。役我之人，因我之食，窃我之势，用我之器。彼但威以残暴，啖以重利，使我欲守则或屈而破陷，欲战则或溃而奔逃，则彼虽长驱深入，何惮而不为乎？是必有以禁之，使其术不得施。至于诡谲变诈，乍出乍入，或佯为讲和以疑我之师，或微为败衄以骄我之气，或暂为歛退以弛我之备，或骤为侵侮以骇我之众，其情尤不可尽测。此皆所宜熟虑素计，以定万全之策者也。臣愚伏愿陛下益广睿算，深诏大臣历考古今之变，及此防秋之时，深察虏情之所在，而审观其所用之术。其或出于前三策，则我所待之而为不可胜者当以何道。有合先事而为，则早谋之，以一二行于前；有宜待事而应，则预计之，以次第施于后。大抵曰形、曰势、曰气而已，形以地理山川为本，势以城池、刍粮、器械为重，气以将帅士卒为急。形固则可恃以守，势强则可资以立，气振则可作以用。如是，则虏皆在吾度内矣。臣区区不胜大愿。取进止（《石林奏议》卷四。又见《宋史》卷四四五《叶梦得传》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四八。）。

西下：疑当作「东下」。